2020年2月9日，是韓國電影史上空前豐收的日子，這一天，奉俊昊的《寄生蟲》在奧斯卡頒獎典禮上連續斬獲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原創劇本、最佳國際電影等4項大獎。
一部外語片能獲得如此多的獎項，這在好萊塢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韓國電影一下子成為了世界C位，風光無限。
然而，僅僅過了三年，也就是2023年的今天，韓國電影卻遭遇了瀕臨死亡的困境。
整個2023年上半年，韓國電影票房前十中，僅有兩部韓國本土影片，大頭被好萊塢和日本電影占據，其中《鈴芽之旅》更是連續刷屏了5周。
更糟糕的是，本土電影中只有一部《犯罪都市3》實現了盈利，其他全部虧損，由于盈利前景不明，投資也就大大減少了，具體到拍攝層面，韓國上半年僅9部電影開工拍攝，預計全年無法突破20部。
而在正常年份，韓國本土電影年拍攝數量在200部以上，由于產量大幅減少，連帶著演員薪酬也有所下降，有傳言稱有的演員下降了30%-50%，真實估計沒有那么夸張，但有所下降是一定的。
本土電影大幅減產，電影票房十多年來第一次被外國片子刷屏，韓國電影究竟怎么了？
過去電影主要有三大傳統消費渠道，分別是錄像帶、電影院和電視臺的電影頻道。
只要把消費渠道卡住，就能相當程度上控制內容，而韓國政府向來很重視對傳統三大渠道的控制。
早在50年代初，韓國就開始實行“進口電影配額制”，主要是在電影院環節進行進口限制，錄像帶和電視臺干脆不讓進口外國片。
類似的措施一直實行到80年代，卻始終效果不佳，原因就在于，因為強行扶持國產，只會讓國產更爛，大家更不想看。
里根上臺后，開始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義”，在亞洲，人們普遍知道日本被逼著簽了廣場協議，產業向上就此失敗，卻很少有人知道，韓國也是里根政府的敲打對象之一。
韓美關系在80年代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轉變，此前的韓美貿易，都是韓國逆差，美國順差。
但隨著70年代韓國經濟騰飛，產業競爭力增強，韓美貿易逐漸轉變為韓國順差，美國逆差，1985年達到了43億美元，韓國成為繼日本之后的美國第二大貿易逆差國，這令美國日漸不滿。
對電影進口配額制度早就不爽的好萊塢趁機游說美國政府，要求對韓國施壓，廢除配額制，實現電影進口自由化。
不過全斗煥并沒有認輸，他決定“曲線救國”，雖然進口環節不能限制了，但其他環節還可以，電影又不止進口一個環節。
他針對放映環節，也就是電影院，出臺了規定：每家電影院每年至少146天放映國產電影。
同時還規定電視臺的電影頻道每年至少有40%以上的時間放映國產片，對于錄像帶依然寸步不讓，規定外商無權進口錄像帶，只能由韓國政府指定的少數幾個大企業進口。
盡管接下來幾年，好萊塢的沖擊勢頭一度出乎意料，但韓國電影還是實現了崛起。
那時經過“漢江奇跡”，韓國電影已經具備了充足的資金和人才，再讓好萊塢這條鯰魚一攪和，帶來各種新的理念后，就產生了鯰魚效應，有點像特斯拉入華后，令國產車加速崛起一樣。
而這其中，配額制度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因為資本是講求回報的，如果投資國產電影賺不到錢，就沒有人會投資，久而久之，產業人才就會愈發凋零。
而配額制度下，等于給國產片預留了相當一部分市場，賺錢是有希望的，但前提是你得努力，因為有好萊塢的沖擊，觀眾不一定會買國產片的賬，迫使其提高質量留住觀眾。
到90年代末，韓國電影基本實現了在本土市場與好萊塢分庭抗禮，每年能占到總票房的50%左右。
當時韓國電影才剛剛崛起，彼時要論實力，還不如香港，但后來兩者的發展結果卻是迥異的。
對于香港電影的衰落，許多香港人都甩鍋給大陸，實際上大陸根本沒怎么干預香港的電影，真正令香港電影衰落的是好萊塢的數字電影變革和大舉入侵。
香港電影跟不上數字變革的節奏，香港政府又因為深受自由港思維影響，不對好萊塢設限制，才最終令香港電影失去市場，不信的可以去看看香港每年的電影票房前20，清一色的好萊塢大片。
失去了票房，也就失去了眾多的機會，剩下的寶貴的機會為了保證票房，都會交給老人，新人就得不到鍛煉，所以今天香港電影青黃不接，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個老面孔。
而韓國盡管有美國駐軍，卻難能可貴地堅持配額制度，再加上原本市場規模就比香港要大，能容納更多的投資，得以跟上數字電影變革浪潮的節奏。
如果實行100%的保護制度，只會讓國產電影不思進取，如果沒有配額制度，又會令好萊塢長驅直入，壟斷市場后，本土電影人得不到鍛煉機會，自然也就談不上進步。
只剩下電影院能勉強支撐，雖然相較于網絡上直接看電影，電影院有許多劣勢，比如無法隨時隨地觀看，得提前買票，票價還可能比較貴等等。
但電影院也有其自身的獨特優勢——大屏幕的視覺效果，是你家里的電腦所不能比的。
疫情不僅對韓國電影院，甚至對全世界的電影院都造成了雙重影響，一是經濟變差了，人們手頭錢少了，看電影的次數也就少了；
二是疫情期間，電影院這種人流密集的場所，人們更傾向于少去或者干脆不去，看電影這項活動被轉移到流媒體平臺上。
疫情大大沖擊了電影院，即使后來放開防疫政策，相當一部分已經習慣了網上觀影的人也很難再回去了。
既然傳統三大渠道都不管用了，那能不能掙錢就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投資商們也就不愿意投資了，這就是上半年韓國電影開工僅9部的原因。
當觀影渠道日益轉向流媒體平臺后，電影產業本質上不再是傳統的電影，而是成了互聯網產業的一部分。
平心而論，作為一個中等國家，韓國的互聯網產業不算弱，三大巨頭Coupang、kakao、Naver的市值都在300億美元以上，但要和美國對抗，難度還是太大。
以電影所在的流媒體領域為例，2022年，奈飛占了韓國流媒體市場份額的40%，第二名的韓國本土平臺Tving僅為13%，再后面的選手市場份額都是個位數。
互聯網行業是需要燒錢，而燒錢換來的市場份額，并不必然轉化為盈利。當年奈飛在韓國的凈利潤僅為14.28億韓元，約合人民幣780萬，根本不賺錢。
那后面的韓國本土平臺就更可想而知了，Tving雖然是年度第二，但虧損了6億人民幣。
對于奈飛來說，就算韓國市場不賺錢也是無所謂的，畢竟奈飛是全球化的，可以在別的地方補回來，它更看重的是韓國成熟的影視工業。
奈飛作為流量充足的流媒體平臺，最缺的就是內容，高性價比的內容，而韓國不僅影視工業成熟，成本相對美國來說也低得多，和奈飛能形成很好的互補。
韓國電影通常拍攝成本也就幾千萬人民幣，過億的都偏少，按美元計算才一千萬出頭，質量又過得去，有些還能形成爆款，對奈飛來說簡直是物美價廉。
而韓國本土平臺沒有國際化，無法在別的市場彌補本國市場的虧損。而且也無法像奈飛一樣出手闊綽，能買到的內容少得多，久而久之，就完全跟不上奈飛的節奏了。
當韓國電影，乃至整個影視工業都投向奈飛后，隱患就出現了。放在過去的模式下，無論電視劇、電影院還是錄像帶，韓國人都能參與從拍攝，到營銷，再到電影院的各個環節，養活一大批從業者，形成完善的產業鏈。
可成為奈飛的供應商后，韓國人只需要拍攝即可，至于營銷環節，還有最重要的平臺環節，都和韓國人無關了，換言之，韓國電影從品牌變成了代工。
并且片子往往是被奈飛買斷的，奈飛只需要付一次錢，后續所有收益再和韓國人無關，換作傳統模式，一個片子可能會連續數年產生收益，是可以一直獲利的。
比如今年開年被奈飛買下的電影《勝利號》，買斷價格是1.7億，基本相當于制作成本，意味著不賺什么錢，后續收益也和韓國人無關。
一錘子買賣模式下，越來越多的韓國投資人，在投資電影時傾向于直接按奈飛標準去打造，方便直接賣給奈飛，這樣的好處很明顯，畢竟省去了營銷等環節，開支變小了。
奈飛今年整了個大活，它推出了一部紀錄片——《埃及艷后》，直接將所有古埃及人都描寫成了黑人，連艷后本人都是黑人，引起了埃及民間的極大反感。
這種白左價值觀遲早會和韓國碰撞，未來奈飛為了體現“多元化”，要強行把韓國歷史上的名人解釋為黑人或者LGBT，那作為代工商的韓國電影人拍還是不拍？
除了電影的互聯網化，韓國本身的市場規模較小，也是韓國電影當今困境的原因之一。
韓國電影在疫情前的最高票房紀錄是2018年的16.2億美元，換算成人民幣100億出頭。
這個數字不算小，但也絕對不大，在電影行業中有一條1比3定律，也就是票房達到投入的3倍，制作方才能回本，3倍以上才是賺。
而投入的大小，直接決定了電影的層次，比如現實題材片，不需要多少特效，或者僅有少量特效，通常幾千萬就足夠了；
蹭一點科幻邊的，比如喪尸片，或者軍事片，需要動用大量人員和裝備的，就需要過億，或者幾個億；
香港電影之所以常年停留在警匪片，而無法繼續向上，達到戰爭片或者科幻片的層次，很大原因是電影總票房只有20億人民幣左右。
如果你要投資幾個億，那要10多個億票房才能回本，這等于占了全年票房的大半，可能性實在微乎其微，比如香港近年來票房最高的港產電影《毒舌律師》，在本地票房也就1.2億。
韓國的電影總票房比香港大了好幾倍，所以能支撐一部分軍事題材片和一些相對不那么硬核的科幻片，比如奉俊昊執導的《雪國列車》，投資2.6億人民幣，已經是這些年韓國電影最大的投資之一了。
再向上，就是重工業電影，也就是真正的軍事題材片和線億美元接近韓國年電影總票房的20%，難度實在太大。
其實韓國電影海外票房不多，2022年韓國電影出口總額也就7780萬美元，平攤到數十部電影上，每部只有幾十萬美元，可以忽略不計。
難以向上，也就只能固守現實題材片這個韓國國產電影的大本營，而現實題材片恰恰是流媒體沖擊的重點。
硬科幻和硬軍事由于有大量特效和聲效，在家里看和在電影院看，感覺是完全不同的，比如我在電影院看《球2》太空電梯那段時，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似乎自己也坐在太空電梯上一般。
可后來在家里再看這段時，卻沒有了類似的震撼，當我再去電影院二刷時，那種震撼感又回來了。
而現實題材片特效較少甚至完全沒有，你在家里看，和在電影院看沒有任何區別，既然如此，觀眾何必去電影院，等著上流媒體不就得了，不僅點播費比電影票低得多，連爆米花錢也省了。
面對這種困局，韓國并非沒有解決辦法，理論上至少有一種辦法——直接豎起一堵墻，不讓美國互聯網企業進來，并扶持自家的財閥。
這樣雖然成本很高，羊毛也最終會出在羊身上，但由于沒得選，消費者只能忍了。
冷戰時期，美國對韓國的控制比今天更為緊密，但即使在那種情況下，韓國都能通過扶持財閥排擠美國企業，關鍵就在于，韓國作為冷戰的前沿，美國不得不進行讓利。
不過蘇聯解體后，美國就沒必要拉攏韓國了，于是收割一波接著一波，尤其是趁著97金融風暴成功入股了多個財閥，比如三星，雖然通過復雜的股權設計，李家還掌握著三星的行政大權，但分紅上占大頭的卻是美國人。
如果中美重新進入冷戰狀態，美國就有可能再次被迫對韓國讓利，互聯網甚至其他行業的壁壘都有希望豎起來，這也是尹錫悅站隊美國的原因。
只不過我對此表示懷疑，畢竟當年美國能夠實行產業轉移的前提，是它自身有足夠的產業，今天美國都產業空心化了，還能給你多少好處？
不把三星搬去美國就不錯了，至于互聯網產業，其在輿論引導、塑造價值觀以及創造生產力方面的重要性是如此之高，美國對歐盟都不讓步，對韓國讓步的可能性又能有多高。
1993年，《侏羅紀公園》推出后，引發了數字電影變革浪潮，電腦特效技術被廣泛應用，在這一波浪潮中，香港掉隊了。
而靠著更高的工業化程度、市場規模和配額保護制度，韓國電影成功挺過了沖擊，保住了一席之地。
但30年后的2023年，在傳統三大電影渠道逐漸衰亡、面臨流媒體浪潮沖擊之下的韓國電影，很可能挺不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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