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動脈網根據各級衛健委、主流媒體報道等公開資料搜集的互聯網醫院名單中，有146家在今年1-4月建成，其中公立醫院有110家，第三方主導的平臺型互聯網醫院僅29家，公立醫院占絕對的數量優勢。
醫生是互聯網醫院最核心的資源，公立醫院在這方面有天然的優勢。平臺型互聯網醫院的醫生大多也來自公立醫院，當公立醫院紛紛建互聯網醫院，與第三方平臺將產生更直接的醫生資源爭奪。
互聯網醫療行業該如何應對這一現象？公立醫院大量上線互聯網醫院，是否會影響第三方平臺型互聯網醫院的發展？二者關系將會是怎樣？互聯網醫療納入醫保支付對以上兩種模式分別有什么影響？
5月19日，由銀川互聯網+醫療健康協會主辦、動脈網聯合主辦了的“VB圓桌派”對這些問題做了探討。會議邀請到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原院長、春田醫管創始人段濤和醫療產業知名投資人王曉岑、好大夫在線創始人兼CEO王航參與探討，并由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健康經濟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陳秋霖主持。
今年疫情防控期間，政策鼓勵、患者需求急迫，在這兩大因素影響下，互聯網醫院迎來建設高峰。尤其是掌握著主要醫療資源的公立醫院，加快上線互聯網醫院。
“我們觀察研究互聯網領域可以發現，傳統企業擁抱互聯網，平臺經濟效應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就是互聯網發揮了的連接作用。然而，這其中幾乎沒有出現生產企業做平臺成功的先例。”陳秋霖提出，對于互聯網醫療而言，行業離不開醫生，而在國內醫療體制下，要討論平臺經濟效應，就繞不開醫院這一環。
那么，公立醫院型互聯網醫院和平臺型互聯網醫院各自有哪些特點？前者紛紛上線會對后者產生什么影響？未來二者的關系會是怎樣？陳秋霖首先向嘉賓拋出了這些問題。
段濤認為，理論上看講，公立醫院的互聯網醫院也可以做好，只需將已有患者轉移到線上即可。如果能把線下要素重新拆開，在線上合理重構，就會更好、效率更高。
但問題在于，單體公立醫院的患者有限，醫生總時間有限，整體資源很容易見頂。所以可以做好，但做不大。
平臺型互聯網醫院利用服務器就能面對全國所有患者，可以做得大，但由于醫生資源無法輕易拿到，所以不一定做得好。平臺型要形成自己的商業模式，得熬很長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有一道坎跨不過去，就可能倒掉。
段濤認為，如果徹底放開互聯網醫院的建設，可能對分級診療、社區衛生機構造成影響。因為無論是三級醫院、二級醫院，還是社區衛生機構，普通門診掛號費差別不大，其他費用也差不多。患者不用出門也可以在三甲醫院配藥，還能在線支付、醫保報銷，可能就更不會去社區衛生機構。“分級診療要推動初診在社區，疑難重癥再到三甲醫院。如果公立醫院都開互聯網醫院，社區衛生中心的價值在哪里呢？”
關于醫生資源，段濤的觀點是，三甲醫院好醫生有限，一旦大多數公立醫院都辦互聯網醫院了，院長不希望醫生離開自己的平臺，這對平臺型互聯網醫院來說，是一個挑戰。
首先，公立醫院有諸多限制，線上問診收費如果是按照醫保收費，會非常便宜。按國家醫保局《關于完善“互聯網+”醫療服務價格和醫保支付政策的指導意見》要求，公立醫療機構開展互聯網復診，由不同級別醫務人員提供服務，均按普通門診診察類項目價格收費。“線下專家號幾十塊錢，普通號十幾塊錢。相比之下，做互聯網醫院不那么劃算。”
其次，如果公立醫院都做互聯網醫院，線上線下形成閉環，對于長期在這家醫院就診的患者來說，效率確實提高了。但對于整個行業，或者患者要換一家醫院時，效率是低下的。“舉個例子，如果要找一家餐廳吃飯，假如每家餐廳都有APP，你可能要下載幾十個APP才能找到自己喜歡的。但如果平臺把餐廳聚合起來，只需要打開一個APP就夠了，比如大眾點評。這種情況下，餐廳自己搭建APP就是一種浪費。”
所以，段濤認為，公立醫院上線互聯網醫院，對平臺型互聯網醫院的利空更多，對醫生利空也更多，對醫院本身是利空利好皆有。
當然，公立醫院互聯網醫院和平臺型互聯網醫院并非一定是對立關系，二者是否能形成互補發展關系？
王航稱，互聯網醫療在疫情期間已經發揮了諸多作用，包括醫療資源調配、患者篩查、線上基層入口、就醫效率提升等。據銀川互聯網+醫療健康協會統計，疫情期間各類互聯網醫療平臺總共提供了大約2000萬次左右的咨詢，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一次患者習慣的培養。
建設互聯網醫院的公立醫院中，有的線下業務量不飽和，希望在線上能獲取增量，但線上醫保都按普通門診收費，專家沒有動力，并且線上復診時檢查費可能減少。所以醫院也很糾結，既想尋找新機會，又要面臨收入下降的風險。
“我們在這里看到一個合作點，因為互聯網醫院不能做首診，只能對首診病人做咨詢和導診。”王航稱，平臺型互聯網醫院是跨地域的，還可以建立一個中立的口碑體系。所以，平臺型互聯網醫院自然匯聚了大量新病人，在新病人的導診、分發上，第三方平臺和公立醫院可以形成上下游產業鏈關系，公立醫院可以通過第三方平臺擴大吸引患者的渠道。
所以，王航認為，從短期來看，公立醫院要建自己的互聯網醫院，但從長遠看，從獲取新病人這個角度考慮，公立醫院會和第三方平臺形成合作關系。實際上，目前已經有這樣的合作共建模式。
此外，王航還表示，互聯網可以促進醫療服務信息的無障礙流通，當信息可以很方便獲取的時候，背后的醫療服務體系結構一定會隨之改變。擅長某種疾病治療的醫生、科室、醫院可以通過互聯網聚集越來越多相應的病人，從而進一步提高診療水平。這種情況下，患者也能夠獲得更專業的治療，治療效果更好、治療時間也可能更短。
當互聯網醫療信息足夠的時候，會促進專科分化，患者成本、醫保支出都會降低，實現降本增效。
對于公立醫院互聯網醫院和平臺型互聯網醫院的長遠關系，段濤提出了OMO模式，即Online Merge Offline或Offline Merge Online。段濤坦言，作為前公立醫院院長，更希望能夠用符合商業規律、提高患者就醫效率、提高行業整體效率的方式。這需要平臺方與公立醫院多合作，依靠行政指令加商業規則來推動。“當然，這非常難。需要平臺方有強大的資源協調能力。”
互聯網醫療行業形成以來，醫保支付僅在個別地區、針對極少數互聯網醫院開放。醫保支付環節的缺失，被認為是限制行業發展的瓶頸。
疫情以來，互聯網醫院加速建設的同時，醫保也在加快上線。根據動脈網統計的公開數據，截至4月30日，全國已有49家互聯網醫院實現了在線醫保結算，其中絕大部分是公立醫院主導。這期間，還有不少互聯網醫院正在對接醫保。
陳秋霖提到，醫保支付已成為近期互聯網醫療行業重點關注的問題。那么，互聯網醫療的醫保報銷需求是否足夠迫切？醫保支付完善過程中，第三方平臺的機會在哪里？醫保又會給行業帶來什么影響呢？
段濤認為，對三甲醫院來說，線下工作已經滿負荷，如果轉移到線上，工作量不增加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要增加工作量，醫生動力可能就不足了。
對醫保局來說，在線問診痕跡更容易追溯，更利于醫保控費，而且公立醫院更好管控，所以有動力向公立醫院開放醫保支付。
王航則表示，醫保支付向互聯網醫院放開之后，第三方平臺能夠獲得的醫保份額非常小，若想拿到更多份額，必須要降低價格，同時還要提升用戶體驗。互聯網領域的競爭手段，將來都可能在互聯網醫療領域展開。
“但患者的需求是不同層次的，平臺可能會把自己的服務拆分成兩個領域，一部分是滿足上述基礎醫療需求，保證效率最高、成本最低；另一部分是商業醫療，對醫療資源有更高要求，希望有更多選擇。”王航稱，如果商業醫療這部分可行，那么商保的機會就來了，用商保來服務醫保不覆蓋的內容。
王航認為，在這樣的搭配下，醫保成本降低了，商保空間也有了，將來大概率會發展成這樣的態勢。
王曉岑則提到，互聯網醫療納入醫保，無論對公立醫院還是互聯網醫院都是有好處的，因為獲客會更容易。但從盈利模式上看，對平臺型互聯網醫院的影響并不大，因為醫保不可能滿足越來越豐富的醫療需求。真正的增值業務要靠平臺本身的服務形式、服務內容等綜合來看。
“我們看到已經有保險公司在投入基于商保的信息化基礎設施了，這不僅涉及到核保核賠的環節，還包括事中監督、事后監督的環節。”王曉岑稱，所以醫保上線是給商保覆蓋提供了基礎，對商保有積極的促進作用，商保進入互聯網醫院也是必然趨勢。
盡管互聯網醫療在今年短短幾個月內有了快速發展，政策進一步支持、公立醫院更多參與、企業紛紛創新模式，但整體上看，行業仍然處于初期階段，不少環節仍有待完善。
前段時間，國家發改委在一份文件中提到“在衛生健康領域探索推進互聯網醫療醫保首診制”，盡管此處的“首診”與互聯網醫療的“首診”并非同一概念，但仍引起業內廣泛的熱議。足見這個簡單的詞語對行業發展的意義。
陳秋霖提出，目前行業對此關注的重點問題主要有：如何區分互聯網醫療的首診？如何看待互聯網首診？政策還需要做哪些突破？
段濤認為，首診只是一個模糊的詞。比如患者在甲醫院是第一次看病，但他已經在乙醫院看過一次了，卻沒有告訴甲醫院的醫生。這對甲醫院來說算不算首診？“目前，沒有官方文件對首診做足夠清晰的定義，執行起來會很難。”
在王航看來，關于首診問題，行業內整體上分為“保守派”和“著急派”。“著急派”希望盡快開放首診，這樣業務范圍就擴大了；“保守派”認為，首診風險很大，千萬不能開放。
“我覺得兩種都不合理。”王航認為，行業應該回歸實事求是的態度，線上首診成本低的就在線上首診，不該在線上首診的堅決不做首診。比如簡單的皮膚問題，高清攝像頭已經足夠醫生判斷了。但頭疼這類疾病就不一樣，可能有很多種原因，必須要到線下醫院。當然，具體哪些疾病適合線上首診，要有由醫療專家來界定。所以，對待首診問題要謹慎看待，要區分科室、區分病種看待。
實際上，互聯網醫療之所以未放開首診，主要就是為了保障醫療安全。在現有條件下，互聯網醫療的安全和質量該如果保證？
段濤提出，要根據線上特點完善體系、制度和方法。“但并不能斷定安全質量問題在線上會更容易發生，因為即使在線下也會發生誤診，全球的誤診率大約在30%-35%，這是疾病本身的特點造成的。”
王航則坦言，這幾年在資本的推動下，行業做了很多創新，但急著考慮增量、跑馬圈地，醫療服務質量方面做得很少。
“所以，銀川互聯網+醫療健康協會希望大家一起來倡議，形成規范性的標準，通過內部小范圍的標準去推動行業的規范發展。”王航稱，安全質量問題不容忽視，其他行業已有安全事故成為前車之鑒，安全問題可能對整個行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探討互聯網醫療發展，繞不開商業模式這個話題。王航表示，醫療行業要從供給側去考慮問題，供給側最大的變數在醫生。要調動他們的積極性，轉化成他們自己的商業模式，把原來的灰色收入轉化為陽光的診療費，靠服務和專業水平來增加自己的收入。
段濤則認為，互聯網在其他領域已經有了清晰的商業模式，即使在醫療領域現在還不夠清晰，但從中長期來看，還是看好的。
無論是第三方平臺還是公立醫院，本質上都是to C的服務，是醫患交互平臺，還要把醫生服務好。所以要慢下來，花心思去真正為患者為醫生創造價值。
陳秋霖發現，互聯網醫療投資熱形成后，大量初創企業進入，但從專業研究的角度上看，個別項目展示的數據、尤其是在線醫生數據，真實性很難考證。那么，互聯網醫療行業是否存在泡沫？又該如何看待互聯網醫療的投資熱？
據王曉岑統計，2014年至今，互聯網醫療領域大約已有1600億的資金投入。“這些資金過去主要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成本、試錯成本、市場教育成本、獲客成本等多個方面。”
在王曉岑看來，此次疫情是對互聯網醫療行業的大考。此前認為比較好的產品，在疫情中也暴露出功能開發深度不夠等問題，這是企業要改進的地方。
不過，疫情期間用戶咨詢量、處方外流量、GMV都有了爆發式增長。王曉岑對其參與投資的部分項目做了數據回顧：慢病管理項目Q1用戶增長量超過3倍，GMV增長超過10倍；平臺類項目Q1問診量同比增長了20倍，Q1處方外流量同比要增長40多倍，處方的流水增長更加可觀。“局部的感知可能不那么明顯，但宏觀統計的結果讓人非常驚訝。”
王曉岑坦言，在之前投入那么多資金后，終于在這次大考中看到了互聯網醫療作為基礎設施起到的作用。
2014年，項目100多個，總共113億資金，70%投到了天使輪、A輪項目上；
2015年，是投資界對互聯網醫療最看重的一年，全年548個項目，314億資金，以天使輪到B輪之前為主；A輪融資金額是2014年A輪資金的4-5倍。
2016年，項目477個，共310億資金。但這些數字從2017年開始減少，到2018年出現斷崖式下滑，近兩年遇冷后，總投資金額與之前相比下降了五分之四左右。
“疫情之后，互聯網醫療再次引起資本市場的關注，重點領域仍然會有大量資本進來，并且這些資本體量都可能會很大。”王曉岑稱，這些資金會更理性，更關注頭部項目。“我們看到過一個估算的統計量，疫情期間新增用戶里面，約70%是認可頭部平臺的，足見頭部項目口碑已形成。”
美國慢病管理公司Livongo在疫情期間股價漲了兩倍多，從之前的25億美元市值到現在的56億美元市值，對應的收入水平僅僅1.7億美元。至少就是說二級市場已經充分的給予了這些項目的一個肯定，這樣會帶動一部分的資金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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