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僅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也已經成為科學、技術和創新領域的重要力量。

　　實際上，現有的各種量化指標——從快速上升的科研經費支出、龐大而高質量的人才庫，到令人印象深刻的科學出版物和專利數據，均展現出中國正在迅速成為世界科技創新領域的大國，并正在努力成為一個創新強國。

　　如何解釋中國的科技治國之道（Techno-statecraft）無疑是一項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的工作。

　　問題是中國是如何走向創新的？必須承認，對此解釋的現有理論都來源于成熟市場經濟體，多為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意義上以市場為基礎、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行為。

　　我們認為，現有文獻中熊彼特所定義的市場或企業行為難以完全解釋中國的科技創新，政治、制度和國家的作用不容忽視。例如，中國學術論文數量和引用的快速增長與獲得國際學術獎項（菲爾茲獎、圖靈獎等）之間并沒有形成正相關，專利數量的快速增長也難以僅僅通過市場行為去解釋。

　　在中國創新的背后同樣離不開國家或者政府這一“看得見的手”的作用，那么政府在科技創新事業中如何發揮作用呢？

　　本書提出，政府在政策制定（例如科技政策、產業政策等）、經費配置（例如國家科技計劃項目）、吸引人才（例如各類人才項目）和項目組織（例如科技重大專項）等4個方面的職能，這些職能背后是政府部門在發揮作用，如何解讀政府部門的制度結構顯的尤為重要。

　　事實上，中國已經從以科技和產業政策為中心的創新戰略，轉變為追求更加協調的創新型經濟建設，更加重視包括金融、稅收、財政等在內的一系列政策組合的作用。這一定程度上反應了中國政府在刻意減少對科技和產業的直接干預，而通過金融、稅收和財政等市場化的政策工具營造友好的市場環境。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科技治理中的“條”“塊”分割問題都是學術界關注的主要議題，但是缺乏定量的證據。我們運用政府部門合作制定政策的數據研究顯示，中國已經逐漸脫離由單一政府部門制定創新政策的模式，中央政府部門之間在政策制定中的合作日益頻繁，逐步解決了“條”分割的問題，走上了一條更具有希望和潛力的創新道路。

　　中央政府部門之間的合作已經形成了創新政策網絡（Policy Network），那么哪些因素驅動了創新政策網絡的演化呢？我們通過定量研究發現，中國正式的創新政策網絡通過政策議程（Policy Agenda）（例如科技部牽頭制定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若干配套政策》有關實施細則的工作方案）持續干預政策的制定，這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中國科技治理中的頂層設計；同時政策網絡演化還依賴于權力集中（即合作越多的政府部門越能夠吸引其他部門合作）和異質依賴性（例如，科技與經濟領域的政府部門更傾向于合作）等自組織機制。

　　中國創新政策網絡演化中存在的這種混合機制，不同于現有文獻中工業化國家政策網絡中自組織發揮主要作用的情況。這些發現不僅深化了我們對創新政策網絡演變理論的理解，而且對于新興經濟體的政策制定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研發經費支出的快速增長，已經引起了國際科學界和科學政策界的廣泛關注（《中國年研發經費突破3萬億，錢從哪里來？又流向哪里去？》中有詳細解讀）。本書基于“資助者—執行者”的分析框架，試圖打開中央研發支出的“黑匣子”，研究結果有助于理解中國在科技方面的預算編制過程和支出模式以及整體的資金結構。我們的研究發現，2011年之前中央政府研發支出呈現分散化和多樣化的趨勢，研發經費分配也給政府預算管理帶來了新的挑戰。例如，大部分公共資金用于基礎和應用科學研究，但國家整體研發經費一直面向試驗發展，中國建立以企業為中心創新體系的努力有可能缺乏堅實的科學基礎。具體而言，我們的研究解決了中央政府有關研發支出的一個主要難題——誰花了多少錢在那些項目上。2014年，中央啟動了深化中央財政科技計劃（專項、基金等）管理改革，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九龍治水”的研發經費投入分散化問題，但是科技與產業結合的挑戰仍然突出；2023年黨和國家機構改革，科技部門重組了的經費配置相關職能，強化了統籌協調職能，一定程度上是2014年改革基礎上的再升級。

　　人才一直是科技創新工作的動力和根本。研發經費投入如果不能適配優秀人才，不會必然帶來進步。本書提出了一個學者跨國遷移矩陣，以闡明實現高端學術“人才回流”的動態機制，即優秀海外學術人員留在海外比海歸國內獲利更多，而人才引進政策是改變這一決策的關鍵變量，并將該矩陣應用于對中國優秀青年科學家的研究。結果顯示，受雇于學術排名世界前100位機構的學者有更強的回國意愿，而且學術排名的效應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減弱，學者年齡越大回國意愿越弱；與在海外沒有進入終身職位序列（tenure-track）的學者相比，具有終身或永久教職的學者更傾向于留在海外，他們留在海外的比例隨年齡增長而增加。這些分析也解釋了中國的人才引進計劃為什么一定程度上吸引了高端青年學者的回流。在當前國際形勢下，推動學術研究和科技創新領域新一輪高水平對外開放，吸引全球優秀學者仍然非常必要。

　　確實，中國政府不僅在政策、經費和人才方面支持科技創新，而且還通過各種方式參與項目組織。當然，這也并非中國特色，美國的曼哈頓和阿波羅計劃、歐洲的空客A300項目、日本的超大規模集成電路項目等都是政府部門直接參與組織的產物。本書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拓展了對政府在組織大型任務導向型研發項目中所扮演角色的認識。一個具有明確和單一技術目標的開發性研發項目，其執行者和最終用戶都是公共部門，政府采用大型任務導向型研發項目模式成功的概率更高。例如C919大飛機項目非常適合運用任務導向型模式，而新藥研制可能就不適合。

　　即使如此，政府還應該考慮經濟效率、國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等因素。有一些項目即使經濟效率不高，為了國家安全或者公眾利益，也需要通過大型任務導向型研發項目模式集中力量辦大事。就中國而言，國家主導的創新模式傾向于集中資源支持大型任務導向型研發項目，或采用舉國體制，但是由于情景不同，效果各異。需要注意的事，在考慮市場失靈的同時，還需要充分考慮政府失靈和系統失靈的風險。

　　總體而言，我們的研究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對中國科技創新研究的文獻做出了貢獻。在數據驅動和現有證據的基礎上，我們通過引入了大量新的數據集——例如政策文本、中央部門預算等，并對其進行結構性分析，為探索國家在科技創新方面從結構和運行方面提供創新性、獨特性的證據。隨著在全球范圍內不同政府機構之間的協調和合作都面臨挑戰，基于中國實踐的實證發現對全球科技創新治理具有有價值的啟示。

　　當然，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過程中，科技創新的發展既得益于市場化進程，企業的力量不可或缺；也得益于全球化帶來的紅利，嵌入全球創新網絡使得中國得以實現追趕。本書只是從政治經濟學視角探尋政府或者國家在中國科創崛起中的結構性作用，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否定熊彼特意義上企業和市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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