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華東政法大學的楊師群教授很郁悶。原因是校領導幾次找他談話，說有學生到市教委和公安局告發他在課堂上批判了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今政府。事情過去有一些日子了，網上曾經熱火朝天、各執一詞的爭論甚至謾罵到現在為止已經慢慢平息，就像一出鬧劇似的草草收場了。筆者原想，此事的爭論正好可以推動人們對于大學、理性和自由更深入的反思。遺憾的是，很少有人站出來進行一個理性的辯護。

　　何為大學？大學是一種什么組織？從社會分工的角度來說，大學就是社會把一部分人從生產中解放出來，讓他們從事與高深知識相關的工作，從而滿足社會生存和發展的需要。所以說，大學在本質上是一個理性的組織，大學的基本任務就是從事高深知識的基本操作：傳遞（教學）、發明（科學研究）和應用（社會服務）高深知識。這一組織的特點就是要按照思想和理性的邏輯來運行，而這一邏輯的根本所在就是理性的自由，表現出來就是學術自由。保護理性和學術的自由就是大學組織不同于政府組織、企業組織等社會其他組織的最大特點，這也是高等教育規律之所在。

　　因此，在這樣一種組織里，我們不能以世俗的眼光和思維去看待大學中發生的事情，更不宜輕易甚至肆無忌憚把其他組織的邏輯和價值傾向強加于大學之上，從而懷疑和詆毀大學里思想和學術的自由。在這個思想的殿堂里，大學應允許人們為了探究和認識的目的，讓其思想和理性自由地延伸探索到世界的每個部分。洪堡在辦柏林大學時就提出：“學術自由觀念是大學的核心。”他還指出：“教師在專業上享有自由探討、發現、出版、教授在各自專業領域內所發現的真理權利，并且這種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也不聽從任何權威的指揮。任何主旨的政黨和社會的輿論不得加以干涉。這就是學術自由。”自此，學術自由作為大學的理念綿延至今，并不斷得到加強，從而成為現代大學辦學的最重要的邏輯之一。

　　我國的教師法第七條也規定了“作為教師所享有的從事教育教學活動、從事科研并在學術活動中充分發表意見的權利”。

　　然而，楊師群教授卻因為發表言論受到了學校以及公安部門的調查以及約談，并且據說事后他開始變得不安，說話也謹小慎微了。這讓我們不禁要反思：大學教授批評社會和政府是否就是“反革命”，學術自由如何與愛黨愛國和諧相處？

　　大學發展到今天已近千年，它之所以歷經千年而不遭廢棄，經時代變遷而不被摧毀，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一直被社會所需要并在努力滿足這種需要。而且，這種需要不是簡單、權宜的需要，而是社會前進深層次、長遠的需要。今天，走進了社會中心的大學不能僅僅只是滿足社會的當前需要，它還要引領、批判社會；大學不僅要對現在負責，更要義不容辭地擔當起為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未來負責的重任。這樣，大學不僅要順應社會、服務社會，而且更應該要有獨立的品格、自由的思想和深邃的理性，更要擺脫世俗的束縛、利益的糾葛和價值的偏向，這樣大學才能不至于在一味順應、服務社會中迷失了方向，以致于淪為政治和社會的附庸，從而懈怠了社會賦予她的更神圣的責任與使命。

　　今天的社會更需要大學，今天的大學承擔了更多的社會使命和責任，今天的大學也更需要理性和學術的自由，因為只有理性和學術的自由，大學才能更好地按規律辦學，從而更好地貼近社會需要、履行使命責任。這樣，看似矛盾的“政治論”和“知識論”取向其實是統一的，大學應該與社會保持著一種既近又遠、既滿足社會需要又批判社會陋習、既適應社會發展又引領社會進步的關系。大學走進、融入社會是為了服務、滿足社會，大學與社會保持一定的距離則是為了更好地審視社會、反思社會和批判社會以便引領社會前進，這也是適應社會、滿足長遠發展的需要，是大學不可替代的重要職責。

　　正如赫欽斯曾經說過：“如果在一所大學里聽不到與眾不同的意見，或者它默默無聞地隱沒于社會環境中，我們就可以認為這所大學沒有盡到它的職責。”同志2007年在一所高校作演講時引用了黑格爾的一句名言：“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 他還勉勵同學們要經常地仰望天空，學會思考，做一個關心世界和國家命運的人。仰望星空不僅要有純理性的思考，更多的還是對社會狀況的關心和思索、對現實和人生的道德承擔、對政治和文化乃至社會的理性批判。

　　楊師群首先是一名公民，他必須承擔社會要求每一位公民所應承擔的政治責任。但是作為一名大學教授，楊楊師群還必須在堅持政治立場的前提下擁有履行大學教授職責的條件，他必須有自由探索學術、研究社會的學術權利。只有擁有后者的權利，大學的使命與責任才能不至于旁落。我們反對大學教授濫用學術自由權利，發布危害國家的言論。大學教師也應該以大學為理性的家園，不宜把課堂作為傳播個人觀點、發泄個人情緒的場所，無論是專業領域內的還是專業領域外的，也不管是打著學術自由的旗號還是以的名義。

　　但是，作為一名連續兩屆獲評華東政法大學“十佳教師”的教師，楊師群是懷有一顆熱愛教育的拳拳之心的。如果僅僅因為教學內容的延伸而批評傳統文化和當今社會就懷疑甚至判定他傳播不良思想、危害國家安全，如果僅僅因為純粹的學術探討就該以言獲罪，那么大概沒有任何打擊比壓制學術自由更直接地指向高等教育要害了。是時候安撫深受其害的楊老師了，是時候保護可能成為和將會成為“楊老師”的大學教師了，更是時候呼喚大學之道的回歸了！

　　身處紛繁復雜的社會、人心浮躁的時代，在大家都關心“腳下的事情”的時候，我們需要一個還能安心“仰望星空”、靜心思考自身和真心批判社會的組織，那就是大學。呼喚學術自由，呼喚大學之道的回歸。為了我們的大學，更為了我們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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